一、钓鱼岛问题
1、钓鱼岛概况
钓鱼岛列岛(中国台湾称钓鱼台列屿，日本称尖阁群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边缘，在中国台湾与日本琉球之间，既是中国大陆架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台湾岛的附属岛屿。
钓鱼岛列岛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8个岛礁组成，总面积约6.344 平方公里。其中钓鱼岛是钓鱼岛列岛的主岛，面积最大，约4.319平方公里，距离我国台湾省的彭佳屿90海里，距离日本琉球的西表岛88海里。
钓鱼岛因何得名？一说钓鱼岛南侧最高处有垂直的峭壁，中国人见此峭壁便联想到可供垂钓之用，故而命名为钓鱼岛；一说钓鱼岛周围盛产鲣鱼，用垂钓的方法容易得手，故而得名钓鱼岛。
2、钓鱼岛价值
钓鱼岛拥有极其丰富的经济资源和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
渔业资源：钓鱼岛南侧是冲绳海槽（黑水沟），是东南季风和黑潮必经之地，是各种鱼类洄游聚集之地，渔业资源极其丰富，对于近海渔业资源日趋枯竭的渔民们来说，很有吸引力。
石油资源：钓鱼岛周围海域属于沉积盆地，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对于基本上靠进口的日本和百分之五十以上靠进口的中国来说，显得弥足珍贵。
军事价值：钓鱼岛适合建立雷达站，也有条件建立导弹基地和潜艇基地，是西太平洋岛链中的重要一环，可以进一步封锁中国通向太平洋的出口。
战略价值：根据国际法，每个国家都拥有12海里领海权及200海里经济专属区。谁拥有钓鱼岛，就意味着可以据此向外扩展本国的领海和经济专属区，其价值无法估量。
除此之外，钓鱼岛还关系到民族与国家的尊严。
3、钓鱼岛归属
中国和日本都坚称钓鱼岛是自己的，并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中国主要从历史、地理和法理三个方面阐明自己的理由。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拥有无可置疑的“原始的权利”，也就是钓鱼岛的发现权与命名权。明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派往琉球王国的使臣所撰写的《顺风相送》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钓鱼岛这个名称，该书手抄本现藏于英国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中华书局以《两种海道针经》为名出版。此后，《使琉球录》、《筹海图编》、《使琉球杂录》、《中山传信录》、《琉球国志略》、《浮生六记》等中国典籍里不断出现钓鱼岛、赤尾屿、黄尾屿这些地名，上面还记载着当船只过了钓鱼岛列岛，看见古米山（久米岛）时，琉球水手“鼓舞于舟，喜达于家。”可见中国与琉球是以赤尾屿和古米山之间分界的。对于这样的边界划分，不仅当时独立的琉球王国认同，当时的日本和西洋各国也没有异议。另据《台海使槎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中国人曾前往钓鱼岛实地勘察。
日本文献最早提到钓鱼岛的名字，是日本天明五年，即中国乾隆五十年（1785），日本人林子平写的《三国通览图说》。该书附图中有幅《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图中钓鱼岛列岛的颜色与中国本土相同，都是淡红色，而琉球的颜色是茶色。这清楚的表明，林子平认为钓鱼岛不属于琉球。18世纪和19世纪中国人、日本人、西洋人绘制的地图，都沿用中国的命名，都视钓鱼岛为中国的领土。日本人称钓鱼岛为鱼钓台（1876）或鱼钓岛（1885），也是从中国学来的。1845年，英国军舰沙马朗号对钓鱼岛列岛进行了科学测量，于1848年出版调查报告，日本人最早关于钓鱼岛的地理知识，就是从这份调查报告中得来的。
1884年，冲绳居民古贺辰四郎登上钓鱼岛，这是有记载的日本人首次登岛。1900年，冲绳县师范学校教师黑岩恒氏踏访钓鱼岛后发表《尖阁列岛探险记事》：“此列岛至今还未有统一的名称，为在地理学上的使用方便起见，我姑且以尖阁列岛这一新创名词命之。”此后尖阁列岛这一名称被日本官方所采用。
从地理地质的构造看，钓鱼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部边缘，是中国台湾岛的附属岛屿，与琉球群岛之间，隔着一条平均深达2000多米的东海海槽（黑水沟）。根据多数国家认可的《大陆架公约》（1958）第二条规定：“海岸国有行使发掘大陆架与利用其天然资源之主权权利。”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但日本拒不承认大陆架原则，主张以中间线为边界，钓鱼岛在中间线日本一侧。此外，从中国台湾和福建到钓鱼岛为顺季风走廊，很容易到达，而从琉球到钓鱼岛为逆季风走廊，不容易到达。这就是在19世纪蒸汽轮船使用以及日本吞并琉球以前，日本方面几乎没有关于钓鱼岛的记载，而中国官员和渔民常去钓鱼岛海域，中国史书对钓鱼岛的记载不绝于书的原因所在。
从法理上来看，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强行割占了中国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1943年《开罗宣言》称：“使日本窃自中国之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等归还中国”。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战败后应将所有强占的中国领土归还给中国，作为台湾附属岛屿的钓鱼岛理应包括在内。
日本主要从“先占原则”、有效控制、《旧金山条约》、经纬线和时效性等几个方面申明自己的理由。
日本认为，钓鱼岛是无主地，谁先占就是谁的。国际上确实有“先占原则”，但前提必须是无主地。所谓无人地是指不适合人类生存居住而没有人常住的土地；无主地则是指尚未被人们以国家名义占领的土地。钓鱼岛是无人地，不是无主地。早在明代，中国人就发现、命名、占有了钓鱼岛，中国政府将钓鱼岛划入中国的军事海防区域。日本方面偷换了“无人地”和“无主地”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日本基于“先占原则”占有钓鱼岛的理由不能成立。
日本是如何窃取钓鱼岛的?日本著名学者井上清在他的《尖阁列岛——钓鱼诸岛的历史剖析》一书中指出：“日本领有这些属于中国的岛屿是到了1895年才乘着大胜中国之势，决定夺取过来的。也就是说，钓鱼诸岛并不是像台湾一样根据和约公然从中国强夺的，而是乘着战胜，没有经过任何条约的交涉，偷偷的从中国盗取过来的。”
根据国际法，拥有原始权利的国家，如果在一定时间内对它所发现的土地一直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控制的措施，就无权阻止其它国家占领这块土地。日本认为，中国并未对钓鱼岛实行过有效控制，所以“先占原则”仍然有效。我们认为，控制不够强不等于没有控制，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
日本认为，日美1951年签署《旧金山条约》，美国管辖北纬29度以南诸岛，钓鱼岛列岛在此范围之内。首先，美国无权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单方面决定钓鱼岛的主权，私相授受；其次，美国划分疆界时没有考虑历史和地理的因素。国界划分的原则和标准有多种，如自然地理疆界（山脉河流）、人文地理疆界（历史民族）、天文疆界（经纬线）、几何疆界（划直线），美国采用的是最为简便但最不合理的天文疆界、几何疆界；其三，美国交给日本的只是钓鱼岛的行政权（治权），并非主权。
所谓时效性是说，日本已经实际控制钓鱼岛多年，按照法律时效性之原则，钓鱼岛应归日本。我们认为，时效性只适用于一般司法案件，并不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领土纠纷。如果将时效性原则滥用于领土之争，会给侵略者提供借口，会助长强权政治和殖民主义。故而时效性一说不能成立。
4、中国政府的立场
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副总理在东京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就是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搁置争议”的由来。1992年2月，中国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明确将南沙群岛和钓鱼列岛标为中国领土。中国政府不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非法占有，反复声明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主张“搁置争议”，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今年9月7日，日方非法扣押我渔船船长詹其雄。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六天内七次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世所罕见。特别是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借与华人代表见面之机，发表措词强硬的讲话。中方还暂停双边省部级以上交往，中止了双方有关增加航班、扩大中日航权事宜的接触，推迟了中日煤炭综合会议。中国公民赴日旅游规模也受到严重影响。在中方的压力下，日方被迫放人。中方的强烈反应有些出乎日方的预料，日本外相前原诚司称中国的反应是歇斯底里。此次事件以日本给中国难堪开头，又以中国给日本难堪收尾，双方都不好过。
二、中日关系
1、历史
周恩来总理曾经说中日两国的关系是“两千年的友好，五十年的对立”。中日关系友好往来是长期的，对立对抗是短暂的。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不全面。
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遣唐使的纷至沓来，又有鉴真和尚的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日两国逐渐形成了近似的文化观念。甲午战争后，大批中国人东赴日本，留学考察，探求救国之道，孙中山、鲁迅、周恩来、郭沫若等都有不少日本朋友。即便是在日本全面侵华期间，仍有一些日本友人投身反战事业。
中日两个曾经关系十分密切，近代以来又同受西方列强侵略的一衣带水的邻邦，本应友好往来，平等互助，携手摆脱外来侵略。然而，日本在维新自强的同时，却竭力仿效西方列强，走上一条扩张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把自己的崛起建立在邻国的痛苦之上。
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这是中日之间第一个正式条约，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1873年4月，《中日修好条规》换约生效。次年4月，日本派兵侵入我国台湾，10月签订了处理台事的《北京专条》，侵略行为成了“保民义举”，并获得五十万两白银的补偿。1879年，日本派兵接管了琉球国都，掳走琉球国王和王子，改琉球为冲绳县，吞并了琉球。1880年，日本提出“分岛改约”，即把琉球南部邻近台湾的宫古、八重山群岛分给中国管辖，换取日本商人“一体均沾”英法等国商人在华利益，清政府最终没有接受。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1895年，日本借取胜之机，控制了钓鱼岛列岛。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台湾及澎湖归还中国，而钓鱼岛则被美国托管，成为美军的靶场。1969年，日本人在钓鱼岛上竖立起水泥石柱，上面刻写着“八重山尖阁群岛鱼钓岛”的字样。1972年，美国正式将钓鱼岛的管辖权移交给日本。
中日关系的历史证明，条约的平等性固然重要，但强大的国力与和平诚信的理念更重要。如果没有和平诚信的理念来支撑，没有强大的国力来保障，平等条约会变得脆弱不堪。正是因为中国缺乏强大国力的保障，日本缺乏和平理念的支撑，所以《中日修好条规》这样一个平等条约很快就被日本的侵略行径撕得粉碎，中日关系从此走上了一条长达百年不堪回首的歧途。
2、现实
近年来中日关系时好时坏，政冷经热。小泉时期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后小泉时代的东海油气田问题都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拦路虎。最近发生的钓鱼岛事件，更使中日关系跌入谷底，降至冰点。民调数据显示：中日两国国民对对方的好感均下降到近年来的最低点。
近来中国政府加大了渔政船在钓鱼岛附近的执法力度，并计划增建大吨位渔政船。中国总理温家宝和日本首相菅直人两次非正式会谈，都表示愿意缓和双边关系，发展互惠合作关系。
钓鱼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钓鱼岛问题涉及到三国四方利益，中日美三国和台湾，极其复杂、微妙、棘手。钓鱼岛关系到中日两国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情绪，双方都不会也不敢轻易让步，但诉诸武力又非两国所愿。美国实际上是钓鱼岛争端的最大收益者，美国一方面强调《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另一方面又提出愿意主持中美日三方关于钓鱼岛问题的会谈，美国利用钓鱼岛拉拢日本打压中国主导东亚的用意昭然若揭。美国近来更多的在利用海岛战术遏制中国，除众所周知的台湾岛和钓鱼岛外，近日又高调介入南海争端。
日本与俄国有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国后、择捉、色丹、齿舞）之争，与韩国有独岛（竹岛）之争，与中国有钓鱼岛之争。三个地方，唯独只有钓鱼岛控制在日本手中，唯独只有钓鱼岛有美国罩着。中国目前能够做的只有继续加强宣传（原始的权利），继续宣示主权，继续联俄制日，争取谈判解决。
三、关于爱国
1、何谓爱国?
1918年11月19日，列宁在《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一文中给爱国主义下了一个“定义”：“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全集》1956年版第28卷和《列宁选集》1960年版第3卷）1985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摘录的《对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一处论述的译文的订正》一文中，原文译者“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对这句话理解和翻译上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并在以后出版的列宁有关文集中均加以修正。列宁的话改译成：“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因为彼此隔绝，人们只看见自己的祖国，而不知道还有广阔的世界，才孕育出这种古老的狭隘的感情。列宁指出：“爱国主义，这正是小私有者的经济生活条件所造成的一种情感。”很显然，列宁是在批评爱国主义的狭隘性，认为爱国主义妨碍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与解放。当然，这是列宁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下，在“无产阶级无祖国”的语境下所讲的话，并不代表列宁不爱国，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列宁在题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一文中说：“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造就了革命阶级，也证明它能给人类提供为自由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我们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我们正竭尽全力把祖国的劳动群众的觉悟提高到民主主义者的程度。我们看到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蹂躏、压迫和侮辱我们美好的祖国感到无比痛心。”列宁爱的是劳动者的祖国，而不是被统治阶级奴役的祖国。
今天的中国同列宁要革命的俄国有着本质不同，无产阶级的政党已经执政，国内有五十六个民族，只有提倡和弘扬爱国主义，才能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也为列宁为之奋斗终生的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古代的爱国主义与现代的爱国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古代的爱国主义根基于朝代国家（一家一姓之国）之上，现代的爱国主义建立在民族国家（民族全体之国）之上。但二者都有对祖国深厚的感情，都有民族凝聚力，后者对前者有继承，因此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特质之一就是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爱国主义倾向于防卫的正面的民族主义。在席卷全球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猛烈冲击下，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往往把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完全等同起来，并且持否定态度。平心而论，倡导全人类属于同一精神共同体的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比爱国主义更高级更理想，但却没有爱国主义更现实，特别是在有些霸权国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到处干涉别国内政，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的今天，显得尤为必要。
我们在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的同时，要坚决反对极端的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当年德国的纳粹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以及所有的法西斯主义，都是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今日日本的右翼势力，还有中国的台独势力、藏独势力、疆独势力，都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我们既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也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我们既是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者，又是关怀人类的国际主义者。
2、如何爱国？
（1）中国已不是当年的中国
中国不再是当年那个帝国主义列强开来几艘军舰，开上几炮，发个最后通牒，就只好俯首听命的“东亚病夫”了。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正在成为一个有影响负责任的大国。对于这种变化，日本人、美国人、欧洲人不习惯，中国人自己也不习惯。毋庸讳言，由于近代那段屈辱痛苦的经历，使得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种受虐心理，十分敏感，稍有风吹草动就神经紧张。国人应该摒弃受害者心态，要有大国心态，要有责任意识，要有法治观念，要增强自信心。
（2）世界已不是当年的世界
不管你是否喜欢，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高度关联，用抵制外货的方式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两败俱伤，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更加难以解决。中国人从1905年抵制美货开始，已经一百多年了，一会抵制日货，一会抵制法货，解决了什么问题？过去解决不了问题，现在和将来也解决不了问题。
李达五四时烧日货的故事刺痛了我，也警醒了我，我们如何爱国？我们靠什么来爱国？从那以后我不再主张抵制外货，但我认为可以提倡使用国货，尊重和保护国民自由选择的权利。
（3）钓鱼岛问题不是中日关系更不是中国问题的全部
钓鱼岛问题很重要，但并非最重要，如果我们让钓鱼岛问题牵住了鼻子，捆住了手脚，分散了精力，岂不是恰恰遂了某些人的心愿，中了某些人的圈套？我们要注意到保守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抬头的趋势，日本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在钓鱼岛问题上要有大局观，要有全局意识，要有打持久战、拉锯战的思想准备。
（4）以德报怨？以怨报怨？以直报怨！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德报怨是道德理想主义，不足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暴易暴，冤冤相报何时了？以怨报怨也不足取。以直报怨才是正确的选择。以我们的正直、强大、理性、智慧去化解危机。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避免两败俱伤，渔翁得利，得不偿失。
爱国的动机未必会产生爱国的结果，有时爱国反而导致误国。爱国不仅要有热情，还要有理智、技巧、智慧。对我们当代老员工来说，学好自己的功课，增强自己的能力，为今后走上社会积累资本，在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为我们这个曾经辉煌但又多灾多难的民族做点应有的贡献，这就是最好的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