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陕西省志·炎帝志》
高 强
看着案头沉甸甸的《陕西省志·炎帝志》(三秦出版社2009年出版),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2006年6月。当时宝鸡炎帝研究会会长霍彦儒先生提议编写《陕西省志·炎帝志》,时任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的董健桥先生一行来宝商讨此事。在讨论会上,有些同志对编写《炎帝志》表示了种种担忧。我在会上明确表态:《炎帝志》应该编写,可以编写,我愿编写。所谓应该编写,是指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理应有专门的志书来收集其资料,反映其功绩。所谓可以编写,是指全国特别是宝鸡学人研究炎帝已有多年,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成果,编写《炎帝志》的条件已经具备。所谓我愿编写,是指自己对炎帝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近10年来一直从事炎帝文化研究,应该也能够为之做些事情。
那次会议最后形成了开始编写《炎帝志》的共识。会后组成了由霍彦儒先生任主编、杨东晨先生和我任副主编的《陕西省志·炎帝志》编写组,我主要承担概述、炎帝祠庙、炎帝祭祀和炎帝研究(部分)的编写任务。
编写《炎帝志》的过程是快乐和辛苦的。快乐来源于对此事的喜爱,辛苦不仅来自于工作量大,而且还缘于对诸多问题认识的分歧。我们确定的编写原则是:把炎帝视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高度去写;尽量吸收炎帝研究的成果,综合运用文献、考古和民俗资料;对待争议问题采用学界主流意见,力求宏观展示,不去追求细节;最大限度地保留炎帝文化的资料和炎帝研究的信息。在编写过程中,上述原则得到了比较好的贯彻。
尽管如此,编写组成员在个别问题上仍然不可避免的存在分歧,有时甚至争的面红耳赤。大家经过反复商讨,几易其稿,最终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我们认为,炎帝时代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炎帝是被神话了的传说人物,是远古时期的部族首领和文化英雄,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开创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象征。炎帝族十分古老,历史悠久,支系繁多,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有过“炎帝神农氏”称号的不止一人,炎帝族也不可能拘守一地。由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口逐渐增多、族群不断扩大,除一部分留守发祥地外,其余的分别向西南、西北、黄河中下游迁徙。炎帝精神主要表现为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开拓创新、造福于民,海内外华人对炎帝的祭祀与尊崇,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对中华民族的礼赞。
《陕西省志·炎帝志》是第一部炎帝志书,也是目前收集炎帝资料最多、最新、涉及面最广的炎帝文化方面的典籍,基本上达到了最初设想的目标,因而得到了各方的好评。然而,《炎帝志》也留下了一些缺憾,譬如对各地炎帝传说的整合,炎帝记载与考古文化的对接等,都有待加强。此外,由于篇幅所限,不得不舍弃了一些炎帝文化的资料。
是炎帝文化吸引着我走上研究炎帝文化的道路,我为能够成为《陕西省志·炎帝志》编写组的一员感到自豪。我愿意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为传承炎帝文化和弘扬炎帝精神贡献绵薄之力。
(本文作者为太阳成集团历史文化与旅游系主任)